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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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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的子女篇1:樊锦诗:敦煌的女儿(一)


樊锦诗近照
推荐语1900年6月22日,举世闻名的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5万余件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为了保护和研究这批无价之宝,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来发展为现在的敦煌研究院。如今116年过去了,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今天的樊锦诗先生,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在荒凉的戈壁深处扎下了根。77岁的樊锦诗,已经在敦煌待了52年,和她的前辈还有很多同事一样,从满头青丝待到了一头白发,默默地为世人守护着那份敦煌之美。青年樊锦诗数十载执着数字化保护2014 年2 月25 日, 时值“雨水”,北国依然天寒地冻。樊锦诗头一天刚从日本飞到北京,紧赶着又从北京飞到兰州,再从兰州飞回敦煌,长 时间的飞行加上还没有完全倒 顺的时差,让她看上去面有倦 意。但是,她一到敦煌就去参 加了研究院的全院大会。为莫高窟奔波忙碌,已是樊锦诗工作的全部意义所在。马年春节还没过完,樊锦诗就“飞”了,先去美国,后到日本,飞来飞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化缘。耗费了十年光景的游 客服务中心,原计划要在这一年 5 月试运行,可眼下“缺口”还不小,这让樊锦诗坐不住了。到哪去找钱来?她开始琢磨?? 樊锦诗是个爱琢磨的人,琢磨最多的就是怎样让莫高窟 真实、完整、可持续地保存下来。“数字敦煌”就是这么琢磨出来的。 1979 年,敦煌对外开放。世界各地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莫高窟的名气越来越大。旅游部门当然喜出望外。但到了旅游旺季,因游客超载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湿气等对洞窟 壁画造成的损害难以估量。樊锦诗的心抽紧了:狭小的洞窟和脆弱的壁画,“累得喘不过气,直不起腰了。”她害怕了, “真担心有一天从梦里醒来,莫高窟不见了。” 20 世纪80 年代,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已经从50 年代的看守式保护和抢救式保护阶段 进入了科学保护的新时期。到1998 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 院长时,如何破解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为她日夜思 考的问题。 2003 年, 樊锦诗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为什么 要提?她的回答很明确:“游客越来越多,直觉就是高得不得了。不让看不行,看坏了也不行,当时院里正在搞数字化, 这给了我一个启发,能不能让游客在洞外面看? 后来明白了,以当时的技术是做不到这 一点的。只是无知者无惧,所以实验了好多年。” 世上很多事,总是少数人在冲刺、挑战,做到卓越,这是理想与意志的成全。比如樊锦诗和“数字敦煌”。 “数字敦煌”的概念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一提出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质疑声不绝于耳。“那时候我真的很孤立。”为了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樊锦诗逢人就说“数字敦 煌”,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很 多人被她说怕了,见了就连躲 带藏。“怕也不行啊,我还得抓住他们说。因为活儿要靠大家干,光我一个人,累死了也干不成。” 活儿要靠大家干,可总得有个领头的。对计算机并不熟悉 的樊锦诗,开始着手大量资料的查阅。夜静更深,小屋里的灯光 与天边寂寥的寒星遥相辉映。研究院的人不用看就知道,那是樊院长又在苦苦钻研她的“数字敦煌”。 无论是国内交流还是国外开会, 樊锦诗都要抓住一切机会向同行请教, 哪怕一个 数字、一个细节也会刨根问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的积累与眼界的开阔,更加 坚定了她“让科技引领和支撑莫高窟保护”的理念。一个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洞窟有 关的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 像,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文献、研究成果等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化处理,汇集 成电子档案,既能作为资料永久保存,又可以在洞窟外为游客演示的“数字敦煌”,在樊锦诗脑海里日益清晰。一次次苦口婆心后,“数字敦煌”的理念渐渐被人们理解、接受。见樊锦诗没白没黑地劳碌,有人好心地劝她“来日方长,无须太忙”。她叹了口气,“来日方长?说得轻松,莫高窟等不住啊!” “数字敦煌”的进度是慢工出细活,一幅壁画要用轨道固定相机拍摄,一面墙可能要几千张照片才能拼起来,一个洞窟要做一份档案,492 个洞 窟就要做492 份档案。事实上每个洞窟的档案照片,最少要保证有窟形、窟顶和四壁各一 张,才能算得上一个洞窟最起码的照片全面记录。如此算来,莫高窟最少要有3000 张洞 窟档案照片。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樊锦诗的积极努力和支持下,《濒 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曙光天演 PowerPC 工作站在文物保护 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多媒体 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 等数字化项目相继完成,敦煌 壁画数字化存贮与再现技术水 平持续提高,取得了良好的成果。2003 年, 在她的策划与提议下,建设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建议,得到了国家的大 力支持。这个项目一旦完成,将在充分满足游客参观游览的 同时,极大地缓解旅游开放对 莫高窟的压力,有效地解决文 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有利于敦煌莫高窟的长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建“数字敦煌”需要大量的资金。钱从哪来?于是,樊 锦诗开始了她的“国际化缘” 之路。凡有国际会议或国外邀请,她来者不拒,还主动找国内外友人争取办展览。“我要 利用一切机会给别人讲, 莫 高窟怎么好, 又是怎么的脆 弱和衰老。只有别人理解了, 我才能把他们的钱拿到手。”就这样,年逾七旬的她像一张拉满的弓, 经年累月满世界飞。2014 年8 月1 日,敦煌莫高 窟前的金色建筑像流动的沙丘在大漠戈壁上缓缓隆起——敦煌莫 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从这一天开始,所有游客在参观敦煌莫高窟之前,都能在高清球幕影院观看《千年莫高窟》宽银幕数字电影,20 分钟后直接转场观看3D 球幕 电影《梦幻佛宫》。《梦幻佛宫》 球幕电影临场感强,就像在洞窟里看一样,甚至比在洞窟里看得还清楚。通过能够展示洞 窟实景的球幕电影,将现代科技与古老的石窟艺术相结合, 游客们先对莫高窟有个全面了解后再进洞实地观摩,这样既减少了在洞窟中的停留时间,也能更好地感知敦煌的历史和它的美感,同时也缓解了莫高 窟接待游客的压力。 据一组数据显示:2003 年,莫高窟全年游客接待量为30 多万人次,2014 年增长到81万人次。最近两年的黄金周,莫高窟日接待游客曾超过2万人次,根据测算,莫 高窟一天的游客接待量极限在 3000 人次。去年数字展示中心 建成后,莫高窟最高日接待游 客量提高到6000 人次。 如今, 行走在莫高窟景区,其旅游秩序令人惊讶:游客分批进入,有序参观;每个洞窟同时最多进入25 人,洞内 满员时其他游客在洞外安静等候;讲解员配备低音耳麦,以手电筒指引洞内讲解路径,既不损毁壁画又让观摩有效有序,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全新的游览模式。 莫高窟全新游览模式的到来,也让樊锦诗这一代莫高窟 人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莫高窟安全了。1998年5月,樊锦诗(左四)与美国盖蒂基金会、澳大利亚世界遗产保护委员会工作人员考察莫高窟,探讨壁画修复方案要保护敦煌也要研究敦煌懂樊锦诗的人都清楚,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护敦煌,保护文物,把莫高窟完完 整整地传下去。有人说,樊锦 诗要把莫高窟藏在保险柜里才放心。她苦笑了,“我是要保, 保是第一要紧的事情。但我更要扬,敦煌是人类的敦煌,要让人类了解。敦煌历史文化只 有为人们欣赏,才能让人们热爱敦煌文化艺术,自觉地保护敦煌石窟。” 作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樊锦诗深感肩上的重担,丝毫不敢懈怠。她带头参与科研, 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 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为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敦煌的52 年,保护是她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 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 不断探索创新, 攻克难题。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先后公布实施。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不单单是一位出色的文物保护专家和遗产管理专家,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在 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研究院,“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不复存在。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结合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碑铭和敦煌文献,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 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 的规律和时代特征,先后撰写 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等论文。这些敦煌石窟分期排年的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而且为敦煌石窟的各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和采纳。 她主持的《敦煌石窟考古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将敦煌石窟考古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著名国学大师、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称此报告“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 实现“数字敦煌”之前,坚持走国际合作之路的樊锦诗也曾体味了“孤立”。从20 世纪80 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界首开国际合作先河,先后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一些文物保护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为 此,有人说她崇洋媚外,也有人告她的状,说在和日本人合作中让日本人把我们的东西拿走了??时间证明,这种国际合作之路使敦煌研究院与世界 平等对话成为现实。 2014 年初,和樊锦诗一道去日本的是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苏伯民,此行的目的 是与合作多年的东京艺大就人 才培养做进一步洽谈。在敦煌 研究院里工作了20 多年,苏伯 民等一批研究人员如今已经成 长为各个领域的业务骨干,他们的成长与樊锦诗坚持走的国际合作之路分不开。多年的国际合作交流,苏伯民明显感觉到如今的我们与国外文物研究 机构在思想、技术、研究方面的差别在缩小,“这说明我们在进步,大家已经能够在一个思路、语境下工作。不像过去, 人家说什么,我们就只能做什 么。”在国际合作中,樊锦诗同 样坚持让院里的年轻人从头到 尾参与每个环节,一批高素质的青年业务骨干通过学习迅速成长。 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多年的国际合作保护,使敦煌研究院吸取了国际上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引进了国外先进的仪器设备,建起了一流的保护实验室,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青年业务骨干,学到了国外先进的护科学技术和工艺。国际合作保护使敦煌研究院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达到新的高度,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的成功典型。 陈寅恪先生曾痛心疾首地悲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地也。”看到今天的敦煌,老先生若九泉之下有知,当转悲 为喜。 回溯历史,像樊锦诗一样对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做出贡献的坚守者名单很长,她之前有常书鸿、段文杰, 她同时还有一大批同行者,还有如他们一样献身敦煌的后来者们,他们用毕生的精力所做的 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 敦煌石窟保存得长久一些。1975年10月,樊锦诗(前排右二)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萧克(前排中)等人合影“不能因为对方捐了钱,我们就没了原则”“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对于樊锦诗来说,爱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就是爱敦煌,爱敦煌的每一座山, 每一条河,每一棵树,每一根草;就是爱三危山,爱山上的每一座 洞窟,洞窟的每一幅壁画,壁 画上的每一点色彩,每一根线 ??她常告诫院里参与合作 谈判的人:“不能因为对方捐了 钱,我们就没了原则。” 1981 年进入敦煌研究院的吴健,现在负责“数字敦煌”工作,从一开始采集数据,樊锦诗几乎天天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保护知识产权”。每次吴健都认真地承诺,请她 放心。但是她好像还不放心,每次见了面的第一句话,仍然 是“一定要保护好知识产权”。吴健心里清楚,这是因为院长担心“资料外泄”。樊锦诗告诉吴健,那些制造原子弹零件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言外之意很明确,是希望 在“数字敦煌”项目上吴健也能“如法炮制”,因为在数字化时代要保守秘密太难了。“其实,我压根也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制造的,但我想道理都是一样 的”,樊锦诗笑着说。吴健觉得 这正是“精明”的老太太超前 理念的体现。眼下,为了更好 地保护莫高窟,院里已经制订 计划,通过法律化的方式保 护知识产权。 在版权上, 樊锦诗更是严格把关,凡是合作都会与对方签署很详细的协议。她谨慎地审视每一条条款,生怕哪儿遗漏了,给国家和院里造成损 失。有时为了一项很小的条 款, 她会邀请对方多次来商 谈,直到对方答应改动。樊锦 诗说:我不管你合作意向有多 大,钱有多少,损害了国家利 益,影响到莫高窟的保护就不 行,你就得按我说的改,不改就请走人。 樊锦诗常说,敦煌是个宝贝,“数字敦煌”同样是个宝贝, 但它们都是国家的,谁都不可 以占有。樊锦诗的一个儿子是 搞计算机的,她说:“如果我把 这些资料给搞计算机的儿子, 岂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不可 以这么做。” 国家利益至上,这是浓缩在樊锦诗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 的鲜明特色。在多年的对外合作中,维护国家利益不受损,保护敦煌研 究院的声誉不受损,是樊锦诗永 不突破的底线。早在20 世纪90 年代,樊锦诗就和美国专家内莫· 阿根钮在国际合作中开始打交道,几十年的合作也让两人私下里成了好朋友。说到多年的合作,阿根钮还曾对樊锦诗予以颇 高的评价:“任何一种合作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樊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在她的领导下,敦煌研究院也已形成了成熟的管理架构和人才架构。”即使如此, 樊锦诗在和这位老朋友的合作 中,依然是有规矩有协议。不足 一米六的“老太太”和身高一米 八几的“老阿”吵架,成了院里的一景。“不该给他的东西,决不给;不该让步的地方,决不让 步。”在数字化的合作上,版权 问题是她最重视的,“它一定是 属于我们所有,你可以上网看, 但是下载不行,如果想下载,请先和我们联系。”樊锦诗在版权 上严格把关,比如在和日本、美国的合作上,仅仅就成果可用于 科研、教育,但是如果要用于商业用途是绝对不行,这一规则, 就附有多项细则,目的就是充分保障版权不遭受侵权。 对于樊锦诗“把数字化敦煌锁在保险柜里”的这些做法,偶尔也有不理解的杂音,但更多的还是理解的声音,“她这个 人心正,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 了敦煌和敦煌研究院。” “没有年轻人才,把敦煌事业交给谁?” “50 多年来,我身边的人有走的也有留下的,留下的固然是真心实意想干事的人,但 走的人哪一个人也都是恋恋不舍与敦煌洒泪挥别——他们都 有自己的不忍和难处啊!我还特别佩服和欣赏现在来敦煌的 年轻人,他们能甘愿选择这个 或许一生都会很寂寞的事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也是一 种无私的牺牲”,樊锦诗感慨 地说。 1998 年,60 岁的樊锦诗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放眼望去,很多中层干部年龄比她还要大,一下子就急了,“这还得 了!敦煌事业最终要年轻人继 承,没有年轻人才,把敦煌事 业交给谁?”为敦煌储备人才, 成为她心中迫切的愿望。 敦煌条件苦,自愿去那里工作的人不多,樊锦诗就想方设法把年轻人送出去深造。为培养人才,院里的钱花“海” 了。樊锦诗说:“花再多的钱也 值。”她好像从不担心出去的 人翅膀硬了不再回来,只是告 诉年轻人:“你们出去学,我给你们打杂。”有些人出去果然就再不回来了。樊锦诗并不觉意外,“一个人的心不在敦煌,又何必强求?”樊锦诗坚 持放手让年轻人去做事情,她说:“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我不是好事。”“每个年轻人都希望自己有所作为,怎么能教他们不混日子、虚度年华?”“希望我 的年轻人不只是一个匠人,更是一个有头脑的科学家。只要有一批人,而不是一个人起来了,敦煌就有希望。” 苏伯民记得自己曾和院里机关的几位处长聊过天,那些处长都很羡慕院里的年轻 人,因为那些年轻人出国的机 会比他们这些有级别的行政人员多。有出国的机会,就给年 轻人,这是樊锦诗的做法,她不会因为谁的级别高而论资排辈,也不会私下里照顾谁。这似乎已经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一种传统和风气了。苏伯民所在的保护所也是如此做的,他觉得之所以能贯穿这么一种自觉, 无疑是受到了樊锦诗的影响。樊锦诗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有一个数据,说来似乎难以置信:地处戈壁荒漠的敦煌 研究院拥有的博士生在全国文物保护界位列第一。在日本自 费苦读七年拿到博士学位的赵 声良回来了,在北大专攻东方 学的博士后杨富学带着几吨重 的书回来了,有机会留在日本 的丁淑君回来了??樊锦诗不 知道这些优秀人才回来是受她 影响,容易受感动的她倒是一 次次被这些年轻人感动:“一个洋博士,如果去别的地方待遇会更好,你看人家还是回来 了。”她始终不会想到自己为了 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为改善 他们的住房条件、为分居两地 的职工团聚与人磨嘴皮子,与 人争论的无私付出,才是留住 人心的关键。 2014 年2 月,敦煌研究院办公楼一楼的公示栏里又贴出了两份公示,又有两位年轻人 将被派往法国研修深造,公示 内容中让外人羡慕的无疑就是 “费用由院里负担”这一句了。 多年来,樊锦诗继承了前辈的 优良传统,在人才培养上不惜 重金,舍得花钱,大批的专业人员获得多种深造研修机会。俗话说,有付出就有回报,目 前敦煌研究院已逐步形成了一 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的年轻化专业人员队伍,这支专业人才 队伍是未来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发展的重要力量。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5年第12期 作者《兰州晨报》记者 雷媛 )2008年,樊锦诗传递奥运火炬《百年潮》杂志   订购方式:1.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82-9202.杂志社订阅,电话:010-825171703.京东网站订阅,中共党史出版社官方旗舰店公众号:ccphistory

樊锦诗的子女篇2:敦煌的女儿樊锦诗,”欠下的事还要做“


敦煌女儿”3月退休
  “你们不要写我,多写写敦煌。我已经退了。”一落座,樊锦诗就这么说。这位77岁的上海人,被誉为“敦煌的女儿”,也是上海的骄傲。今年3月份,她正式卸下敦煌研究院院长的重担,担任名誉院长。
  樊锦诗的上任和卸任,都很特别。60岁,她从段文杰先生手里接过院长重任,这一干就是17年。77岁退休,也很特别。这样一份特别,因为是敦煌,也因为是樊锦诗。
  说起退休,樊锦诗显得十分平静。“这是我一再提出来的,其实几个月前就定了,只是上个月才正式宣布。像我这么大年纪,还在位子上的,大概没有了吧?”77岁了,是该享受天伦之乐了。大家都这么说。“那还没挨着!”樊锦诗却这么答。“挨不着,是因为还有欠下的事要做。”
  《考古报告》要编百卷
  樊锦诗那“欠下的事”,是指《莫高窟考古报告》。樊锦诗毕业于北大考古系,她觉得,组织上把她分配到敦煌,就是让她干这事儿。可惜的是,自她参加工作以后,就一直运动不断,着手做这件事,已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
  什么叫考古报告?樊锦诗打了个比方:就好像警察破案,要有照片、实物作为证据。
  考古报告就是把所有的考古遗迹全部记载下来,作为研究的依据。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上世纪50年代,郑振铎先生牵头编过“敦煌文物报告”,那其实只是一套图录。考古报告要复杂得多,除记录下壁画和塑像的美术信息外,还要研究塑像用的泥是什么成分,里面有没有添草,壁画的颜料用的是什么矿物,这就需要多学科的融入。这件工作真正展开,已迟至21世纪了。2006年,樊锦诗带着第一份“报告”,到北京向恩师宿白先生汇报,宿先生摇头说:“这个活儿不行。”于是,推倒重来。
  为让报告精准,樊锦诗尽可能运用国内外最新科学技术,如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敦煌洞窟的形体是不规则的,光靠目测,显然不可能准确。就这样,又经过多年努力,樊锦诗率领的团队终于拿出了《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这下宿先生该满意了吧?”我们问。樊锦诗笑答:“先生从来不表扬学生的。”
  这份沉甸甸的成果一出版,便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赞扬。浙江大学教授刘进宝誉之为“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典范”。他说:“它是敦煌石窟发现后的第一次全面记录,既保存了石窟档案,反映了敦煌石窟研究的最新水平,也为国内其他石窟保护研究单位编写考古报告提供了范本。”敦煌考古报告要编多少卷?樊锦诗答:100卷。这将是她退休后最主要的工作。她说,虽然不可能率队完成所有的工作了,但是希望再编几卷作为范例,后人接手,将会顺利得多。
  “数字中心”任上完成
  有一项工作,几乎跟编撰石窟考古报告一样艰难,樊锦诗在任上完成了,那就是建成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去年,中心落成,樊锦诗十分开心。现在,游客们先在中心观看高清电影《千年莫高窟》和球幕电影《梦幻佛宫》,既能了解敦煌千年历史,又可清晰领略洞窟内景,然后再去洞窟参观。这样一来,游客在莫高窟的停留时间就由之前的2小时缩短至70分钟左右,由此大大减轻了文物的压力。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是一对矛盾。樊锦诗说:“对政府部门来说,保护就是‘要钱要钱要钱’,旅游就是‘来钱来钱来钱’,于是,有个别人就会重旅游轻保护。我认为,要做‘负责任的旅游’,既要让游客玩好,也要保护好文物。但是,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樊锦诗一挥拳,瘦小的身躯显得异常有力。
  老来回首“摸摸青春”
  几年前,樊锦诗说过,她退休了,就回到上海生活。“我在敦煌会想念上海。但在上海呆几天,就急着回来。回到敦煌,就踏实了。”去年,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敦煌研究院的院子里,有一尊雕像,名为“青春”。1963年,北大毕业的樊锦诗背着铺盖来敦煌报到。雕塑家孙纪元用她的形象为蓝本,创作了这尊雕像。我们请樊锦诗跟雕像合影,满头华发的她把手搭在雕像上说:“让我摸摸我的青春。”樊锦诗笑得很甜,灿若春天。
  本文来源: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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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女儿”3月退休
  “你们不要写我,多写写敦煌。我已经退了。”一落座,樊锦诗就这么说。这位77岁的上海人,被誉为“敦煌的女儿”,也是上海的骄傲。今年3月份,她正式卸下敦煌研究院院长的重担,担任名誉院长。
  樊锦诗的上任和卸任,都很特别。60岁,她从段文杰先生手里接过院长重任,这一干就是17年。77岁退休,也很特别。这样一份特别,因为是敦煌,也因为是樊锦诗。
  说起退休,樊锦诗显得十分平静。“这是我一再提出来的,其实几个月前就定了,只是上个月才正式宣布。像我这么大年纪,还在位子上的,大概没有了吧?”77岁了,是该享受天伦之乐了。大家都这么说。“那还没挨着!”樊锦诗却这么答。“挨不着,是因为还有欠下的事要做。”
  《考古报告》要编百卷
  樊锦诗那“欠下的事”,是指《莫高窟考古报告》。樊锦诗毕业于北大考古系,她觉得,组织上把她分配到敦煌,就是让她干这事儿。可惜的是,自她参加工作以后,就一直运动不断,着手做这件事,已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
  什么叫考古报告?樊锦诗打了个比方:就好像警察破案,要有照片、实物作为证据。
  考古报告就是把所有的考古遗迹全部记载下来,作为研究的依据。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上世纪50年代,郑振铎先生牵头编过“敦煌文物报告”,那其实只是一套图录。考古报告要复杂得多,除记录下壁画和塑像的美术信息外,还要研究塑像用的泥是什么成分,里面有没有添草,壁画的颜料用的是什么矿物,这就需要多学科的融入。这件工作真正展开,已迟至21世纪了。2006年,樊锦诗带着第一份“报告”,到北京向恩师宿白先生汇报,宿先生摇头说:“这个活儿不行。”于是,推倒重来。
  为让报告精准,樊锦诗尽可能运用国内外最新科学技术,如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敦煌洞窟的形体是不规则的,光靠目测,显然不可能准确。就这样,又经过多年努力,樊锦诗率领的团队终于拿出了《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这下宿先生该满意了吧?”我们问。樊锦诗笑答:“先生从来不表扬学生的。”
  这份沉甸甸的成果一出版,便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赞扬。浙江大学教授刘进宝誉之为“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典范”。他说:“它是敦煌石窟发现后的第一次全面记录,既保存了石窟档案,反映了敦煌石窟研究的最新水平,也为国内其他石窟保护研究单位编写考古报告提供了范本。”敦煌考古报告要编多少卷?樊锦诗答:100卷。这将是她退休后最主要的工作。她说,虽然不可能率队完成所有的工作了,但是希望再编几卷作为范例,后人接手,将会顺利得多。
  “数字中心”任上完成
  有一项工作,几乎跟编撰石窟考古报告一样艰难,樊锦诗在任上完成了,那就是建成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去年,中心落成,樊锦诗十分开心。现在,游客们先在中心观看高清电影《千年莫高窟》和球幕电影《梦幻佛宫》,既能了解敦煌千年历史,又可清晰领略洞窟内景,然后再去洞窟参观。这样一来,游客在莫高窟的停留时间就由之前的2小时缩短至70分钟左右,由此大大减轻了文物的压力。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是一对矛盾。樊锦诗说:“对政府部门来说,保护就是‘要钱要钱要钱’,旅游就是‘来钱来钱来钱’,于是,有个别人就会重旅游轻保护。我认为,要做‘负责任的旅游’,既要让游客玩好,也要保护好文物。但是,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樊锦诗一挥拳,瘦小的身躯显得异常有力。
  老来回首“摸摸青春”
  几年前,樊锦诗说过,她退休了,就回到上海生活。“我在敦煌会想念上海。但在上海呆几天,就急着回来。回到敦煌,就踏实了。”去年,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敦煌研究院的院子里,有一尊雕像,名为“青春”。1963年,北大毕业的樊锦诗背着铺盖来敦煌报到。雕塑家孙纪元用她的形象为蓝本,创作了这尊雕像。我们请樊锦诗跟雕像合影,满头华发的她把手搭在雕像上说:“让我摸摸我的青春。”樊锦诗笑得很甜,灿若春天。
  本文来源: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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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的子女篇3:人物阅读素材: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樊锦诗:敦煌的女儿
吴志菲
 
  【樊锦诗,浙江省杭州市人,1938年7月出生于北京。著名敦煌学家、石窟考古专家、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家。1963年9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有“敦煌的女儿”之美誉。】
 
  中华文化五千年,人文智慧耀东方。有“敦煌的女儿”之美誉、为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付出毕生精力的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被评选为“2011中华文化人物”。
  
  樊锦诗与敦煌莫高窟“厮守”将近50个年头,不离不弃。对这位把青春交给大漠戈壁、把敦煌文化传播到世界的“敦煌的女儿”来说,敦煌就是家,割不断、离不开的家!她那斑白的头发似乎在向我们讲述一位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传奇。以身相许敦煌的樊锦诗说:“我做梦,都会梦见敦煌;醒过来,还是敦煌。我们的责任就是看家护院,弘扬敦煌文化,能把这份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完好地留给后人。”
 
  钟情“墙壁上的博物馆”
 
  樊锦诗从大学毕业至今,已经在敦煌这个古远而神奇的地方度过了近50个春秋。樊锦诗说她喜欢晚上出来走走,因为没有了白天的嘈杂和喧嚣,夜晚的莫高窟像沉睡千年的老人,神秘、静美。“一种魅力,一种极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你,让你愿意死心塌地地留下来。现在对我来说,这还上升到了一种使命感。”
 
  樊锦诗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算是小康之家”。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她,从小体弱多病,出生不久就患有小儿麻痹症,这种疾病导致她的腿脚不如常人那么灵便。“父亲是个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曾在北京大学当过两年讲师。父亲对艺术的喜爱也感染了我。小时候的我不爱说话,很腼腆。最大的快乐就是去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
 
  1958年,20岁的樊锦诗考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考古学家阎文儒教授的“石窟艺术”课是樊锦诗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大学里,樊锦诗就特别关注光彩夺目的莫高窟,热烈地向往着敦煌的神秘宝藏。1962年的一次实习机会,使她得以来到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站在莫高窟前,她立刻被深深打动,全然忘记了身外的茫茫的荒漠,忘记了用马厩改建的简陋宿舍,忘记了苦涩、令人腹泻的饮用河水。“一见钟情”的她钻进冰凉孤寂的莫高窟,感觉就像钻进了另一座故宫博物院,觉得新鲜而充满了乐趣。从此她专心致志地投入学术调研活动中,全身心地潜入这座人类文化艺术的宝库中。终于有一天,她因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而出现了全身浮肿,晕倒在洞窟里……
 
  樊锦诗说:“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研究所去学校协商要人,我们4个实习生全要。学校当时只答应给两个,我是其中之一。”
 
  当娇小体弱的樊锦诗风尘仆仆地出现在莫高窟前时,研究所的人们都感到意外和惊喜。自此,这个生长在上海、就读于北京的城市姑娘,全身心地投入到她梦中寻找的地方敦煌,在大漠深处开始了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还有一个因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20世纪40年代,被誉为“敦煌艺术保护神”的常书鸿来到饱受创伤的敦煌莫高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进行清理和保护。“当时《人民文学》有一篇作品,叫《祁连山下》,写的就是常书鸿。我觉得这个人太了不起了,他留学法国,喝的洋墨水,居然把教授放弃了,大城市生活放弃了,去保护这么一份遗产。”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她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里之后,才确切地知道了什么叫“反差”:交通很不便利,樊锦诗清晰地记得,当初他们从敦煌到莫高窟时,在敦煌东大桥花了好大工夫才拦截到一辆过路车。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
 
  樊锦诗来到所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和其他几位同事撰写敦煌第一部考古调查报告。3年后草稿刚刚完成,“文革”的狂风恶浪就扑面而来,研究工作被迫搁浅。这时,樊锦诗的心灵受到极大震荡,自己崇敬的常书鸿被打翻在地,整日跪在地上端食喂猪……自己则每日顶着烈日风沙,被迫参加那些无休止的开会、劳动、大批判。于是,她开始厌倦敦煌。恰在此时,她当工程师的父亲被迫害致死。她想离开敦煌,但整个“文革”期间不可能谈调动的事情。
 
  “文革”以后,岁月倏忽,人已中年。“十几年磨合,我早已习惯了大西北,爱上了莫高窟,把研究石窟、保护石窟当成一份终生的事业。”
 
  “嫁”给洞窟
 
  就像一个纯情少女不肯割舍自己初恋的情人一样,当樊锦诗选择了敦煌这个意中的“情人”后,就再也不愿割舍“他”了。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在学校谈的恋爱。彭金章的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在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于是志趣相同、情笃意深的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
 
  樊锦诗说,她与彭金章在毕业分配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3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武汉,两人成家。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太震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的打算。而樊锦诗心里在打鼓,她已经跟莫高窟有感情了,难言离开。
 
  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结合。自此,天各一方的两人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1968年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临产前3天,樊锦诗还挺着大肚子摘棉花。当时敦煌条件太差,准备到武汉去生。樊锦诗的母亲、姐姐准备了很多婴儿用品,彭金章的母亲从河北农村也带着红枣、小米、鸡蛋等到了武汉,等着樊锦诗回来。可是,樊锦诗却因为忙不能离开敦煌。彭金章只好挑着东西反复倒车,等他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个星期了,光着屁股什么都没穿。孩子未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间隙回去喂点吃的。好几次跨进屋门,孩子已从床上摔下来,屎尿、鼻涕、眼泪弄得满手、满脸、满身都是,小衣服被扯开了,小手小脚冰凉,嗓子也哭哑了。情急之下,樊锦诗就用绳子把孩子拴在床上,一直拴了7个月,可每次走近家门听不到小宝贝的哭声,她的心就会揪起来:“孩子会不会被绳子勒死?”
 
  1973年,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二儿子出生后彭金章把他托给河北农村的姐姐照顾。一次,樊锦诗去接5岁的儿子时,猛地看见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傻乎乎”站在门背后。当时,她还没反应过来便直接进门了。这时,彭金章的大姐说:“你没见你儿?”于是,樊锦诗便猜到了是刚才旁边那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大姐笑着问:“你都不认识你儿了?”樊锦诗说自己真的不认识了,孩子也不认识她,把她忘了。在大姐的一再引导下,那个娃娃才勉强地叫了一声“妈”。樊锦诗的眼泪一下子止不住刷刷地流了下来。
 
  当年,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工作,樊锦诗在敦煌。她说:“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是四处,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老家,要么跟着父亲或者母亲。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我必须离开敦煌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而对于敦煌,时间久了,越发觉得有意思,有许多课题需要我去做,难以割舍。”每次探亲,樊锦诗都记得儿子会期待地问:“妈妈,这回能呆多久?什么时候能调回来呀?”
 
  樊锦诗和彭金章之间有过拉锯战式的“谈判”。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樊锦诗不依,她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来敦煌?
 
  “持久战”打响了。武汉大学到敦煌要人3次,敦煌以礼相待,也到武汉大学要人3次。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1977年,樊锦诗开始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自此,一个全新的任务摆在她面前,即如何从一个考古业务人员转变为一个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行业能手。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最终“投降”了。1986年,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在结婚21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这一年,樊锦诗48岁。“应该说是我丈夫下的决心。他一直希望我到大城市去,起码是为了孩子,受教育也是去大城市好,但是他可能也看出来了,我黏黏糊糊不想走,因为我实在喜欢这里。”还是丈夫做出了“牺牲”,从湖光山色俱全的武汉大学调到了罗布泊边缘的敦煌石窟,做了一个“敦煌的女婿”。
 
  彭金章到了敦煌后,放弃了自己的商周考古事业,重拾的是跟自己原来完全没有关系的考古方向,樊锦诗安排由他主持莫高窟北区遗址的发掘工作。由于洞窟积尘都是成百上千年积下来的,发掘完一个洞窟后,彭金章就成了泥人,“眉毛眼睛上都是灰土,口罩一天换几个都是黑的,咳个痰是黑的……”就是这样,8年里,他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洞窟里的每一寸沙土,彭金章笑言自己“当时就像一个民工头”!正是这种执著,让他研究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的,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至735个。
 
  石窟令她牵肠挂肚
 
  20世纪80年代初,古老的敦煌也终于盼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
 
  敦煌像一块磁铁,吸引着这位执著追求的无私奉献者。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结合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碑铭和敦煌文献,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等论文,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她还与人合作撰写《莫高窟290窟佛传内容考释》,运用图像学方法,考证了莫高窟290窟窟顶佛传故事题材和内容,纠正了以往对该壁画的错误定名;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灿若星河的敦煌艺术让她如痴如醉。
 
  1998年,整整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这是整个世界的宝藏,担子交到我身上是很重的,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分量,但是我不能退缩。”
 
  上任伊始,她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她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敦煌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决不能拿去做买卖,捆绑上市是有风险的。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敦煌壁画这么漂亮,它是拿什么做的?泥巴、草、木材,你说脆弱不脆弱,你一弄就坏了!再加上它多病,几乎每个洞都有病!”
 
  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相让,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说:“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
 
  1979年,敦煌正式对外开放,这座以精美壁画和彩塑享誉世界的“东方艺术宝库”,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1984年游客突破10万人次,1998年突破20万人次,2001年突破30万人次,2004年突破40万人次,2006年突破50万人次……
 
  神秘的莫高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使莫高窟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文物保护与开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敦煌研究院曾作过,每年从5月份到10月份,莫高窟每天的游客平均保持在5000人次上下。而科学的测算结果表明,合理的游客承载量应该是每天2900多人。樊锦诗掐着指头算起账来:即使一天有2000名游客、25人一批,每个洞窟就要接纳80批游客,每批游客在洞窟中呆8分钟,一个洞窟每天的开放时间就是8小时。“游客的增多打破了洞窟原来恒定的小气候环境,我们的试验监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
 
  樊锦诗积极探索旅游人数大量增加与石窟保护之间矛盾的解决办法,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得到温家宝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目前,提案的各项建设得到实施。
 
  2006年,敦煌研究院成立了专门从事研发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的部门。在樊锦诗眼里,任何文物都在逐渐退化,何况有1000多年历史的石窟、壁画。“敦煌有那么多洞窟、塑像、壁画等珍贵文物,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些信息固定保存下来。‘数字敦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谓“数字敦煌”,一是将数字技术引入遗产保护,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二是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莫高窟在一天天变老,100年前人们看到的莫高窟和现在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这个工作也可以说是‘与大自然赛跑’。这不但可以永久地记录下敦煌,而且通过先进技术打造的游客中心,我们将有可能吸引游客更多地停留在洞外参观,观赏效果却更好。这样既减少了洞窟的压力,也达到了保护洞窟、传承文明的目的。”
 
  “十大女杰”的薪火相传
 
  樊锦诗说,现在有些“历史文化名城”,没了“历史”,没了“文化”,没了“名”,只剩下个“城”了,而且“城”跟“城”长得越来越像了。目前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一个大的误区,就是让太多现代的东西,比如现代建筑、商店等挤进来,破坏了遗产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敦煌莫高窟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专业,附属设施远离石窟景区。
 
  樊锦诗说:“文物的保护不是一时之事,为了使文物得到长久有效地保护,使之能完整地、真实地留存后世,我们敦煌研究院制定了一系列相关规章制度,也极力促使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健全起来,这为莫高窟的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规范了莫高窟的保护、利用、管理等各项工作。比如,我们清点、迁移了保护区内的现代建筑,及时制止了一些在保护区范围内架电线杆子、引水等危害遗产环境保护的事件。”
 
  石窟、壁画比较脆弱。“按照自然规律,这些东西都会慢慢衰亡。特别是自元代以来的几百年,敦煌石窟就处于没人管理的状态,各种人为的损坏、自然的损坏,使石窟得了不少‘病’。我们有一支专门的科研保护队伍,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能够做到的只是让石窟艺术延年益寿。”樊锦诗说,最关键是做好日常工作,预防在先。“我们在莫高窟崖顶、窟前设立了3个全自动气象站,对区域环境中的温度、湿度、风速、日照、降雨量等环境要素连续监测,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基础环境数据。而且每个洞里也都有监测系统,洞里面的情况变化都是以数据说话,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刻采取应对措施。”
 
  2010年,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莫高窟受邀在城市足迹馆和甘肃馆布展。成长于上海的樊锦诗很珍惜莫高窟艺术在故乡亮相的机会。经与上海世博局商定,选送1件五代至宋代时期的木雕六臂观音像、4件唐代彩塑和5件唐代写经共计10件珍宝入驻世博会,还复制了3个洞窟。
 
  敦煌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敦煌的保护离不开国际合作。从20世纪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界首开国际合作先河,先后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一些文物保护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曾有人说樊锦诗崇洋媚外,但这个认准了道路绝不回头的老太太,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事实证明,她坚持要走的国际合作之路使敦煌研究院与世界平等对话成为现实。
 
  说来难以置信:地处戈壁荒漠的敦煌研究院拥有的博士生在全国文物保护界位列第一!只知踏踏实实做事的樊锦诗当初发现这个事实也有些吃惊。多少年了,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她不知想了多少办法,与人争了多少回,可就是没想过要创什么之最。
 
  樊锦诗重视人才,爱惜人才,但她选拔人才有个标准:热爱敦煌,全身心投入。她可以容忍年轻人有毛病,但不能容忍他不爱敦煌。一次,有个博士闹着要调走,樊锦诗一句挽留的话也没说,3天就办好了手续……
 
  对于樊锦诗几十年扎根大漠,倾全力保护、研究与利用敦煌石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国家与人民不会忘记,中共十三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边陲儿女、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十大女杰(之一)等荣誉称号纷至沓来。面对戈壁黄沙,她无怨无悔;面对各种荣誉、鲜花和掌声,她不骄不躁,平静如水。她说:“我觉得我很平凡。我不能说我真的做好了一件事情,从历史辩证法来看,当时觉得做好的事情,以后未必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只能说,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 樊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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