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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爱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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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爱莲篇1:舞蹈大师戴爱莲


舞蹈大师戴爱莲
朱允文
  早在少年时代,戴爱莲已是我的崇拜偶像。199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结识这位中国舞蹈泰斗。
  那年有一天,遇到新闻界的一位老同志,他向我讲述在旧货摊上看到两盒音乐歌舞唱片,唱片纸套上有戴爱莲的签名,他认定是这位舞蹈家在“文革”中因
遭迫害而使这些唱片流失在外的,当即买了下来准备“完璧归赵”。但他不知到哪里去找她,他问我能和他联系?
  几经曲折,我拨通了戴女士家的电话,自报家门后,向她说明来意,她很高兴地与我们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进入戴家的客厅,一股高雅的艺术气息迎面扑来。黄永玉栩栩如生的彩墨荷花,李铎刚劲的“德艺双臻”题词映入眼帘,四周挂放着叶浅予作的描绘她优美舞姿的国画和反映海内外各种民间舞蹈的工艺品交相辉映。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一座主人的纤维雕头像,这是著名雕塑家维利·索科普的精心之作的复制品。据主人告诉我,另一座被放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大厅,这是英国舞蹈界给她的殊荣。   见到这位舞蹈家,我感到岁月似乎对她特别留情,已过80高龄的她,耳聪目明,思路敏捷,体态矫健,举手投足,依稀可见昔日风采。她从那位新闻界老同志的手中接过唱片,一面说“谢谢”,一面在沉思的目光中仔细地一张张地翻阅,好似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当她翻到其中一张小唱片时,激动地对我们说:“这张唱片特别珍贵。那是1946年,我首次访问美国,演出没有乐队,是由丁聪吹笛伴奏,我跳‘老背少’录制的唱片。”她用英语写下了“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她的英语讲得比汉语流畅。她说自己身上有两种文化背景,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化。   她向我们追忆往事:“我是华侨,1916年在美洲的特立尼达岛出生,祖籍广东新会县,原名吴爱兰。曾祖父在西印度群岛谋生时,被同乡称为‘阿大’,在广东话里‘大’与‘戴’同音,渐渐地就改成姓‘戴’了。14岁跟母亲到伦敦定居,改名爱莲。”   “那您一定很爱荷花吧?”
  “是的,我爱荷花美的纯真,更爱它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性。”
  舞蹈对戴爱莲可说特别有缘。她从小就学钢琴,一听到乐声就会起舞,六七岁就登台表演,还自编自演了独舞《小鸡》。到伦敦后,拜在英国芭蕾大师安东·道林的门下学艺,后又师从著名芭蕾舞教师玛格丽特·克拉斯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那时,她勤工俭学,当模特、抄乐谱、帮人打扫卫生、教舞蹈……。正当她一心步入芭蕾艺术殿堂的时候,观赏了现代舞艺术家玛丽·魏格曼热情奔放的表演,她感到强烈震撼,她从未看到过这样感人的舞蹈。1937年进入尤斯—雷德舞蹈学校学习现代舞。为了追求丰富的表现力与扎实的技巧完美结合,她又成为现代舞蹈理论之父拉班的学生。追求完美和勇于开拓使这位艺术家一直勇往直前。   我好奇的问:“不论芭蕾舞还是现代舞,您学的都是西方舞蹈艺术,怎么后来与中国民族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为之奉献了毕业精力?”
  “因为我是中国人。”她的回答是那么简单,但却字字落地有声。“我在海外长大,受的是西方教育。那时,没有机会接触中华民族文化,可我是个中国人,我要找‘根’。为了懂得中国的历史,我就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去找。我最初是在那里通过英文写成的中国历史了解祖国的。”戴爱莲向我们介绍说:“当我看到人们跳《花柳流》的日本舞、印尼爪哇舞、乌迪·香卡的印度古典舞……就是没有人会跳中国舞时,大大剌伤了我的民族自尊心。从那时起,我立志要寻找中国舞蹈,虽然我不知道中华民族舞蹈是什么样子。但我从史书中找题材,根据想象创编了《杨贵妃》、《叶花子》和《垂柳》、《进行曲》等舞蹈。虽然这些作品很粗浅,但这是我为了走近中华民族舞蹈艺术宝库迈出的可贵的第一步。”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戴爱莲在英国参加了以爱国抗日为宗旨的“援华运动委员会”,并创作了《觉醒》、《前进》等舞蹈,还到码头为中国海员演出,同时为抗日战争筹款举办义演。   1939年9月,二战爆发,1940年1月,戴爱莲离开英国,只身乘轮船,在海上颠簸了两个月后,来到香港。
  “当时,您为什么不继续在伦敦发展,或回特立尼达与亲人团聚而要回烽火纷飞的中国?”
  “我是中国人,祖国遭日本帝国主义蹂躏,我怎能不回来干些事?”她双眸凝视着我,似乎在责怪我怎么不懂得她那海外游子的一片爱国赤诚。
  在香港,宋庆龄安排戴爱莲作抗日募捐演出。以后,她创作了《游击队故事》、《东江》等一批积极反映中国军民爱国抗日的舞蹈,举行专场义演,她把炽热的爱国热情融化在精湛的艺术之中,观众无不动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转道桂林到了重庆。她先后在国立歌剧学校、社会教育学院电影系和陶行知的育才学校任教。回顾当年的情景,她说:“在那里,我经常有机会见到周恩来,他认为,我在重庆的作用比在延安大。”她接着说:“我发现中国民族舞蹈的‘根’在各民族之中。”她克服路途艰险,交通不便,人地生疏等种种困难到瑶山、入西康、去新疆,向能歌善舞的瑶族、藏族和维吾尔族同胞采风学习,研究他们的舞蹈,创作了《马车夫之歌》、《瑶人之鼓》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她在重庆新华社组织的晚会上看了延安文工团的演出后,就创作了大秧歌剧《朱大嫂送鸡蛋》等舞蹈。她还从地方戏曲中吸收营养,从桂剧移植改编了《哑子背疯》,在舞蹈《思乡曲》中的动作上溶入了昆曲的身段。   功夫不负有心人。1946年戴爱莲在重庆推出了一台由她创作并主演的多采多姿的边疆舞蹈晚会,充满活力的维吾尔族舞《青年舞曲》、优美的苗族舞《苗家月》、欢快的藏族舞《春游》、抒情的彝族舞《倮倮情歌》……使观众目不暇接。不少人惊叹:“天下竟有这么多美妙的舞蹈!”“作为中国人,过去只欣赏西洋舞蹈,看到戴爱莲的演出,才知道中华民族的舞蹈是这样丰富多彩。”戴爱莲的演出一时成为山城的热门话题,媒体赞美她为“人民艺术家”。此后,她还到上海演出,也取得了轰动效应。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戴爱莲怀着对祖国的满腔热情,创作和改编了不少舞蹈,如《飞天》、《荷花舞》等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不朽之作,饮誉中外。解放后,她先后任中国舞蹈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等许多职务。   在开拓发展我国民族舞蹈的同时,戴爱莲又积极引进西方芭蕾,使这朵奇葩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枝茂叶盛。
  早在1941年,她在桂林、重庆等地表演《仙女们》等片断,率先把芭蕾舞剧介绍给观众。1950年,她主持创作并主演了大型舞剧《和平鸽》,她在剧中亭亭玉立的优美舞姿,使观众和同行为之倾倒。她是中央芭蕾舞团的筹建者之一,也是首任团长,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芭蕾舞艺术家。正当她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文革”开始,她被江青定为“活靶子”,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罪名,遭受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问她:“为什么你不去海外?”她说:“这里是我的祖国。”回答得还是那么简单而铿锵有力。   她出任中央芭蕾舞团顾问,虽年届花甲,桃李满天下,但仍为培养芭蕾舞新秀呕心沥血。张卫强、赵民华、郭培慧、冯英等在她的指导下,分别在英国皇家剧院、巴黎歌剧院、莫斯料大剧院崭露头角;身患严重职业病的青年演员王才军和汪齐凤在她的鼓励和引导下,创造了奇迹,以优美的形象、高超的技艺,战胜了巴黎歌剧院的选手,在首届巴黎国际芭蕾比赛中获特别奖;青年演员辛丽丽、杨新华在她一丝不苟的调教下,创造了独特的奥杰塔和王子形象,为祖国争得了国际比赛金牌。   戴爱莲有“国际舞蹈大使”之誉。沐改革开放春风,她不顾年事已高,不辞辛劳地穿梭于亚、美、欧三地各国之间,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她说:“我要让世界了解优秀的中国文化,也要把世界上优秀的舞蹈艺术带给中国同胞。”她不断到各国讲学,介绍中国优秀的舞蹈艺术,出席国际舞蹈会议,担任各种国际舞蹈比赛评委。她以精辟的见解,严谨公正的判断获得海外同行的尊重。1982年,她作为亚洲代表当选为国际舞蹈理事会副主席。   1985年,她在英国舞蹈中心讲学,她生动地介绍了中国民族舞蹈丰富的形象艺术和深刻的内涵,使同行大开眼界,纷纷要求她经常到那里传播神奇的中国舞蹈。1986年,戴爱莲参加美国举办的世界舞蹈联谊会,与会者多为德高望重的权威。她在其学术研讨会上介绍中国舞蹈的历史,会议规定每人发言20分钟,不少人被中断发言,戴爱莲因演讲精采,而使一位荷兰专家主动提出把自己的演讲时间让出来,破例延长了时间。   1986年,中央芭蕾舞团在美国13个城市演出,美方邀请戴爱莲为这次演出作宣传。她广泛与芭蕾评论界、新闻界人士会晤,介绍年轻的中国芭蕾艺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怀下的成长,也坦然指出其不足。她那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介绍,使对中国芭蕾并不热心的人士也成了热心的观众。   谈到当前我国舞蹈事业的现状,她很坦率地说:“我不爱看电视上的舞蹈节目。”她对我国传统舞蹈向西方化发展倾向表示担忧。她说:“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现在有的‘现代化’,很多带‘美国化’的东西。继承发扬传统,民族化的问题是我国舞蹈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表达美的形式,举个小例子,雄鹰般的‘康巴’男子,把一团粗粗的红头绳扎在头发里,以表示他们认为的美。只有保持民族化也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她认为,永远不能忘记民族传统,要有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这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延续的“根”。她说:“许多年轻人都在学英语,为什么要学英语?因为它是世界通用语言。但也有一部分人的目的就是去美国,他们认为那边的月亮圆。美国没有传统,但有科技,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科技,但不能忘记中国人自己的民族传统。”   她语重心长地说:“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如希腊、埃及、印度等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有伟大的传统。我为了寻民族舞蹈的‘根’接触到民族学,随着研究的深入,触角又伸到了人类学,发现中国和非州都是人类的发源地。印第安人、玻利尼西亚人都是我们的亲戚。应对年轻人加强民族学的教育,振奋民族精神,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中华民族才华横溢,天才众多,大有希望,重要的是在于教育引导。”   望着这位爱国老华侨,不由我想起了著名作家刘白羽对她的评论:“她把整个生命都溶解在她的艺术之中,她的艺术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灵魂的飞扬,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飞扬。”

戴爱莲篇2:舞蹈家戴爱莲的传奇人生


祖籍广东新会,用脚尖带领中国人灵魂的飞扬
“她把整个生命都溶解在她的艺术之中,她的艺术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灵魂的飞扬,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飞扬”。        
                              ——著名作家刘白羽
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接待厅里,陈列着世界四位杰出女性舞人的肖像艺术品,其中之一便是我国著名舞蹈家戴爱莲的石雕头像。在中国舞蹈界,人们都把戴爱莲尊称为戴先生。在她从英国殖民地回到国内的65年中,用她的脚尖,带领着现代中国的舞蹈从抗战烽火中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戴爱莲是把普通民众中自然传衍的舞蹈加工为舞台艺术品的先行者。与此同时,她还以出色的鉴赏力把西方舞蹈的精髓介绍到中国,凭借自身在舞蹈方面的优势,通过毕生的实践,成为了沟通中西舞蹈文化的使者。80多岁高龄时,她仍然奔忙于各国舞蹈界。
原本姓吴 祖籍广东新会
戴爱莲1916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戴爱莲原名吴爱兰,英文名爱琳,祖籍广东新会县,算来与新会举人梁启超也该是同乡。其曾祖父到西印度群岛经商谋生时,被同乡称为“阿大”,而在广东客家话里,“大”与“戴”同音,久而久之,吴家竟改姓“戴”了。而戴爱莲14岁时随母亲到伦敦定居后,又将“爱兰”改成“爱莲”,遂沿用至今。
一本杂志 妈妈改变她的一生
戴爱莲大约11岁时,她的母亲从英国给她带来了一本杂志《舞蹈时代》,里面集中评论了两位世界著名的芭蕾艺术家,一位是安东·道林,一位是阿里西娅·玛科娃。戴爱莲对他们非常崇拜,就写信给他们,向他们索要签名照片作为留念。他们不仅满足了她的要求,并且还答应让她到他们的工作室学习芭蕾舞。1930年,戴爱莲和母亲、姐姐来到英国伦敦,开始了师从道林的异国学艺生涯。之后,她又去了玛丽·兰伯特和克拉斯克-莱恩芭蕾学校。
一次偶然的机会,年轻的戴爱莲看到了现代舞蹈家玛丽·魏格曼的演出,被现代舞深深地打动了。戴爱莲大胆提出现代舞蹈与古典芭蕾应相互借鉴、优势互补的学术见解,以期达到互利双赢的新境界。然而,由于当时古典芭蕾与现代舞派之间门户之见甚深,一时难以弥合,老师又深恐她的观点影响其他学生,无奈之下,她被迫退出魏格曼舞蹈工作室。
1936年,戴爱莲的父亲破产,生活变得十分拮据,戴爱莲靠打扫卫生、在电影里“跑龙套”、做服装模特儿等维持生计。
回到香港 宋庆龄做她的主婚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爱莲毅然回国,先后在香港和内地进行义演。
1940年初,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戴爱莲回到香港,正在香港的宋庆龄迅即派她的秘书廖梦醒前去约见这位著名的青年舞蹈家。直到这时,戴爱莲才知道,她在伦敦参加的许多募捐、义演所筹集的抗日捐款,大都由“援华运动委员会”转给了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因此,宋庆龄早就听说过她的名字。
戴爱莲和叶浅予的婚礼也是在宋庆龄办公室举行的,宋庆龄做了他们的主婚人。
闹了笑话 饭桌上失礼“周先生”
戴爱莲和叶浅予之后辗转来到重庆,住在一个文化界朋友家里。一天晚上,这位朋友宴请几位宾客,饭桌上,郭沫若正好坐在戴爱莲对面。她对郭沫若十分仰慕,晚饭时便总是和他交谈。当时,坐在戴爱莲旁边的是一位“周先生”,主人介绍时称他为“周师长”,她一听,以为是国民党的一位将军,便不想多搭理。虽然,她也感觉这位“周师长”风度翩翩,颇有大家风范,但当对方和她说话时,她总是短短数语敷衍一下而已,整个晚上一直和郭沫若聊天。饭后回到房间,叶浅予问她:“你知道你旁边那个人是谁吗?”她回答不知道,叶浅予告诉她:“真是糊涂,那就是周恩来呀!”几天后,戴爱莲、叶浅予登门拜访周恩来,她对邓颖超大姐讲起那天自己失礼的笑话,邓颖超听后,大笑不已。
边疆音乐 舞蹈大会“攻陷”上海滩
对戴爱莲的舞蹈人生来说,她历尽艰辛回到祖国的心愿之一,就是寻觅中华民族舞蹈之根。
1944年,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邀请戴爱莲到育才学校开办舞蹈组。尽管育才学校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她还是高兴的答应了这个邀请。戴爱莲认为,中国的未来,不仅需要舞蹈演员,还需要舞蹈编导、舞台美术设计师,舞蹈艺术的工作很多,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
通过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近三年的采集整理及潜心研究,引发了戴爱莲犹如火山喷发般的创作激情。
1946年3月,她的心血之作———“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在重庆公演,山城轰动,话题都是戴爱莲和她的舞蹈,接着,戴爱莲带领她的学生又在上海连续演出四场,这股清新、健美的舞蹈之风一扫旧上海的靡靡之音,青年学生们纷纷跳起了她表演的中国民族舞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从此登上了现代艺术舞台,中国舞蹈的奠基之作———“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也从此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
(摘自《戴爱莲———我的艺术与生活》与《海内与海外》)
链接:一段恋情纠缠一生成为“悲剧”
1939年夏天,戴爱莲获得著名的尤斯-雷德舞蹈学校奖学金进入该校学习现代舞,并有幸成为现代舞蹈理论之父、拉班舞谱发明人鲁道夫·拉班的学生。这位杰出的舞蹈理论家有关情感的表现方法与舞蹈表演技术的理论和他的拉班舞谱,对力求完美、勇于开拓的戴爱莲后来的舞蹈创作及毕生的艺术追求,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在那里戴爱莲遇到生命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维利·索科普。
维利·索科普是奥地利人,当时他被邀到达亭顿访问三个月,从事雕塑创作。两个人的思想、经历有很多共同之处。虽然跟他在一起只有两周的时间,但戴爱莲爱上了这个人!无奈维利已经有了未婚妻西蒙。这段短短的两周的恋情,却影响了戴爱莲的一生。她称之为“悲剧”———很想忘了他,但却总也忘不了!维利为她塑下的石雕头像至今放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接待厅里。
1940年戴爱莲回国后,认识了大画家叶浅予,两人相爱结婚。每当戴爱莲提到维利的事情,叶浅予都不要听,他认为那是她个人过去的私事,但戴爱莲却觉得叶浅予不理解她。结婚十年后,戴爱莲决定离婚。之后,戴爱莲和同事丁宁有了第二次婚姻,但不久也离婚了。
1978年,一位朋友帮戴爱莲找到了维利。1979年在英国伦敦戴爱莲和维利见面,她和维利一家成为了好朋友。1993年,维利的妻子西蒙去世了,1994年,维利轻度中风,于1995年去世了。同年,叶浅予也在北京病逝。 

戴爱莲篇3:怀念戴爱莲先生


今年是戴爱莲先生诞辰100周年,戴先生是中国芭蕾艺术与国际接轨的开山架桥人,她常年活跃在国内外艺术交流第一线,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开创性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整个文艺界当时仍还处于封闭状态,包括芭蕾的对外交流都相对封闭。为尽快扭转这种状态,戴先生常常只身奔波于欧美各国,不辞辛劳地游说国际顶尖编导、教员来中国帮助教学、排练。那时戴先生已年届古稀,长途飞行令她非常疲倦,但她不顾身体不适,并用一颗火热的心去打动了很多当时还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专家来中国传授芭蕾,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的渠道,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示范效应。为了让外国专家安心在中芭工作,戴先生每天从20多公里外的家中赶来剧团,一面尽心地帮着做外事接待工作,一面在排练厅帮助演员与专家交流,甚至亲任现场翻译,这常常令她劳累而致声音嘶哑、身体虚弱,但她从无抱怨和退缩。当时中国物质条件还比较艰苦,戴先生就经常自掏腰包请专家吃饭、品烤鸭、去参观历史文化古迹,向他们介绍、宣传中华5000年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引导他们了解中国,进而热爱中国。戴先生对中国芭蕾事业呕心沥血的投入和对国家民族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打动了安东·道林爵士,鲁道夫·纽里耶夫,玛戈·芳婷,阿利西亚·马科娃等世界级芭蕾泰斗,他们因此都先后亲临中国或在英、美,亲自向中国演员传授最具代表性的新宝马娱乐注册送28元艺术作品和他们一生宝贵的舞台经验。没有戴先生的奔走努力,在今天是无法想象这些泰斗级明星大师会不计代价来给当时在国际上还不具影响的中央芭蕾舞团排戏、上课。
戴先生不仅请来各国知名专家,还通过他们的良好口碑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优秀的中国文化和勤奋友好的中国人民,同时戴先生还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帮助和提携年青一代登上国际舞台,当时国家外出经费极其匮乏,但为了年轻演员有更多的交流学习机会,她联系亲友接待吃住在亲友家,只为能给国家减少些负担。戴先生以其专业的眼光积极推动中国优秀演员去参加国际芭蕾大赛,这让我、王才军、张卫强、唐敏等人当年得以在巴黎歌剧院、莫斯科大剧院、英国皇家剧院舞台上能“崭露头角”。为了比赛或赴英、法客席演出,她总是不辞辛苦、精益求精地为我们反复排练。在她的口传心授、精心指导下,我们对人物的塑造,对艺术的理解和表现都有了质的提升。她还亲自领着我们熟悉比赛场地,督促我们坚持练功,指导我们实现了中国人在国际大赛上展示水平和获奖的突破。我还记得,当年巴黎国际舞蹈比赛期间,因赛事通知错误,造成我没能作为选手赶上常规比赛,而是最后应邀与众多大明星一同在巴黎歌剧院加尼叶宫为选手和观众进行示范演出。我在为由于组委会的出错失去获奖机会而耿耿于怀时,戴先生却特别高兴地指出:“能做示范表演证明我们中国芭蕾的地位提高了,法国作为芭蕾舞的故乡能够认可你,这是最大的好事,是莫大的荣誉。”可见,戴先生时时处处都将国家荣誉和事业放在第一位,她为芭蕾植根中国并能以昂扬姿态走向世界奠定了扎实基础并为此做出了无可比拟的特殊贡献。
戴先生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严谨细致的态度,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中芭艺术家。她不但亲自为我们这一代演员做示范、传技艺、讲心得,还在80多岁高龄之际再次走进教室,认真为王启敏、李俊排练《吉赛尔》,鼓励他们为中国芭蕾事业努力奋斗。而今她虽已走了10年,但我们在排练厅里,仍能不时地感受到处处在关注着我们的戴先生之“魂”,并感受到她深爱这片土地的情怀和她不同凡响的“精、气、神”。这种精气神仍在不断地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芭艺术家。
感谢戴先生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她忠于艺术、忠于舞蹈,一心为国培养人才,以身作则无私奉献,她开山架桥、积极打开对外文化交流局面,着力推动中国文化在国际的影响力,她一生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艺术事业,鞠躬尽瘁无怨无悔,是忠诚献身于人民艺术事业的优秀艺术家典范。作为一名芭蕾事业传承人,我和我的同事和同行们,将遵循戴先生宽广的国际视野,更加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工作,并在戴先生无私精神的感召下,把对艺术的热爱与追求,化为无尽的动力,以她为榜样,更加坚定执着地投身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事业中去,为实现芭蕾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此文为冯英在戴爱莲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冯英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芭蕾舞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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