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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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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伦篇一:孙中伦:东莞日记


生产不属于自己,产品不属于自己,灵魂不属于自己,自己不属于自己。
……………… 东莞日记
文/ 孙中伦
今天是我第一天在工厂上班。工厂在东莞,生产电容器。
人事部的姑娘将我带给二楼丁经理,丁经理从密密麻麻的报单里抬起头,签了字,去找一楼许领班。一楼许领班在鼓捣黑色的浆糊,把我带去分选组,说,你在这里,看一天。
哼哧,哼哧。
机器响。
分选组要挑选成品电容器。机器像啄木鸟,好的拣走,坏的扔掉。
哼哧,哼哧。
工人走来走去,说话听不见声音。
一个孩子。
孩子穿着黑短袖,白色牛仔。尖嘴,南方人模样。他很忙碌,箱子搬来搬去,有时会忘记自己要干嘛。他不说话,只有问了才开口。
你多大?
我十八。
别唬我。
我十五。 他说他叫黎威。但叮嘱我不能叫他黎威,要叫黎标。他拿着哥哥的身份证呢。
不过。他说,我哥哥也没到十八。
他说他是广西贵港人,不过父母都在东莞打工。他们家族有十七个兄弟姐妹,十一个哥哥,六个姐妹。他排倒数第二。初中没毕业,就出来了。哥哥给他身份证,让他找到了这第一份工作。
他五号才入职,之前在印字部。他说那工作稍微轻松些,可以一直坐着。前天刚调来分选区,因为分选的姑娘要辞工了,教完他,就辞。
我说你看起来乖巧。
他腼腆笑。然后摇头。他说初中经常打架。身材小,打不过,就叫人一起打。
他一边说话,一边干活。把电容器的金属脚插进检测机里,fail 。再一插,还是 fail 。他就往废品堆里一放。
哼哧,哼哧。
身后的声音像发条做的恐龙饿了肚子。
DF 手工复测:先手工测试 1 KHZ 完成后,再进行确认依流卡调试高频进行二次测试 DF。
IR 手工复测:先依流卡调试——小黎说我昨天读这个头都大了。
电容器。
分选机。On and Off;Pass and Fail。
1 2 3 4 5 6 7 8
小黎在纸上填,31 个良品,3 个废品。
网上说公司年产 10 亿个薄膜电容。
说明书上写,成品分 J 型号, K 型号。
什么意思?我问小黎。
小黎不说话,走去机器,把牌子翻给我看——左边是 J 型号,右边是 K 型号。他咧开嘴笑。
所以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也不知道。
——
我想起埃里克森教授。他讲马克思的时候,说自己曾在明尼苏达的工厂里打工,是流水线上的一员,却连自己生产的是什么都不清楚。每天累到倒头就睡,没时间阅读,没时间思考。他说这大概就是异化吧?
生产不属于自己,产品不属于自己,灵魂不属于自己,自己不属于自己。 无聊吗?我问小黎。
不无聊。小黎说。
身后包装部的姐姐走过,染了黄色的头发,他不时回头看。
他测小电容,一次 pass ,一次 fail ,再测再 pass ,又测又 fail 。小黎不知如何是好,但又不好意思问别人。就四处转,拿起报单看看,又放下,好像忙个不停的样子。
许领班看懂了他的小心思,过来手把手把他教会。
许领班还说,不要只用一只手啊,用两只手会快得多的。
我问小黎,有必要这么认真吗,一个而已。公司有要求一个电容器都不能检错?
没有。他说,仍然聚精会神。不过我自己这么要求自己。
——
将来有什么打算?我问小黎。
没有。
有没有什么想做的职业?
没有。
在家里和谁生活?
我妈。我出来她出来,我回去她管我。
爸爸一直在东莞?
点头。
他们多大了?
三十几?四十?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小黎给我最经常的回复,像一种自我防御。也许妈妈出门的时候就告诫他,世界上的坏人很多,遇到什么,就说你不知道。
——
我想起小时候去姑父厂里,工人往火炉里面丢钢材,钢化成了水。
“好热!”我说。
工人半裸着身子。黑了的毛巾用来擦汗。
看到黑色的毛巾,我突然想喝可乐。姑姑于是带我出去买可乐。一踏出厂门,外面的世界突然焕然一新——宁静,落后,有锈了的电动三轮,胡乱生长的杂草。焕然一新。
那种感觉,多年以后读了但丁的炼狱后,才重新回来。工厂是好人们的炼狱,柏拉图或许在炼铁。而姑姑是我的 Beatrice。 15 岁的时候我刚上高中一年级。小黎打卡上班的时候,我已经在早读课上补觉了。那时我还没有谈恋爱,看女孩的眼神,也像小黎看包装部的姑娘那样。每周的考试不丢脸就行,能撞上狗运更好。世界是陌生的,未来是我的。
“我不喜欢学校。”小黎说。
他说在学校像在监狱一样呆着。
这里不像?
他说至少没有人管啊。在学校里老师会来查寝,我们吵,她骂,我们不听她的,她都被弄哭了。说到这,小黎嫣然一笑。
小黎说他上的是村里的高中,有一千三百人。绝大多数都是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了。整个村子都在外边。他本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但是妈妈不让,她要把小黎留在可以想象的身边。
——
莫燕过两天要辞工了。把东西教给小黎以后,她就辞。
为什么?
她说她本来就是跟着哥哥嫂子来的。这里太无聊,过得也不开心。而且薪资低。
哼哧,哼哧。机器响。她把不乖的电容器剔出去,再把老实的装进塑料袋里。
低?
莫燕说这里是属于机件的。我们每测一万个才能拿八块五。一万个电容器,堆起来比人还高了。我们每天,不好的时候能测个四万个,好一点也就六万个。
那每天就四十块钱?
加上复测五十,就九十块钱。你想,每个月三十天做满也就两千七。
今年多大了?我问莫燕。
你看像?
三十?我当然知道要往小里说。
嗯。她点头。
是哪里人?
湖北。
我有个朋友也是湖北仙桃那里人。
哈哈,离我们那里开车也就五六个小时。
结婚了吗?
三十岁了还可能没结?小孩都七岁了。小孩在老家,丈夫在深圳。
所以你的下一站是?
深圳啊。
你几岁出来打工?
二十岁就出来啦。不过这边,也就刚来一个月。
我那边的小黎才十五岁。
初中都没读完吧?臭小子,不好好读书。我看他连读表都不会,昨天就和他说,你这样以后很危险啊!
莫燕走去小黎身边。她问,你怎么这么小?这么小就出来打工了?这种年纪不好好读书,出来打什么工?
小黎红了脸。不过还是若无其事地说,小吗,十八小吗?
——
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哼哧,哼哧。
从十点起我就开始望钟。倒数。两个小时休息十分钟,而中午晚上各有一点用餐时间。
我想起我对埃里克森教授保证的,危险地生活,发觉生命,记忆的活力。可是在这里,我能发现吗?我能补偿自己曾经的虚掷和浪费吗,能重新真诚地活吗?内向的探索会因为外界的环境而熄灭吗?我到底是在生活的悬崖之上自省,还是已经落入了深渊?
我开始理解小黎了。世界对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和对我,都是相似的。很多问题没有答案。“我不知道”,是轻松的喘息。
小黎第一次主动和我说话,是问我,如果老大没有让你工作,你会工作吗? 我已经在旁边看了半天,对于我而言,无聊比辛苦更能杀死人。我说,会。
我不会。他说。因为我们是按时刻拿工资的,按点下班就行了。如果是机件,我就会。
事实上我的回答不负责任。许领班后来让我去挑次品,我们挑到下班都没有挑完。我开始留恋无聊了。
这些次品是楼上印字部的责任。几万个电容器里,大概有两百个商标没印好。
旁边的老师傅唠叨说,这些印字的不是人,本来就够轻松的了,只要人坐在那儿就绝对不会印错。老师傅的工服上都是油渍,大概是施工部刚调来的。他还有一个缺了口的安全帽。他把它摘下来放挑出的次品。
我说,只是印字错的话,有什么关系呢?
老师傅说,客户要求,没办法。
和我一组挑次品的是小陈。小陈十八岁,也是广西人。他说,我也是十五岁就出来了。
他说当然也是初中没毕业,农村的,能多想什么呢。
我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
他一边眯着眼挑手上的次品,一边说,先干着咯。这三年,我都换了六个工厂了。说话的时候,他口袋里的双喜烟露出来。
到快下班的时候,我们还有两缸的电容器没挑完。聚精会神,都不说话。
哼哧,哼哧,汽——机器都停下来了。
怎么这么慢?丁经理在后面责备。
你们赶快啊!就不能再快点?许领班也不开心了。
工友们都围过来凑热闹,小黎也凑上来。他个头小,一钻就到了我们身边。快下班了,他连手机都拿出来。我一扭头,看到他的屏幕壁纸:“也许我只是你生命里的过客,但你不可能再遇到和我一样的人。”
是啊,小黎。
(转自微信公众号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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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伦篇二:舒国治·孙中伦:两代流浪者的对话 | 北京沙龙


做你自己,世界自然会供养你
——聊聊关于出走、关于流浪
嘉宾:舒国治、孙中伦
时间:2017年9月9日 15:00-17:00
地点:正午酒馆
(北京市朝阳区郎家园甲10号东朗电影创意产业园b103界面新闻)
主办:理想国  协办:界面正午
场地提供:正午酒馆 (邀请制,不对外营业)
名额有限,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
我们将会在9月8日下午短信通知您是否通过我们的报名筛选
【活动介绍】
做自己,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要自由,是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少数派,是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的边缘化?
 
何时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变成了别人眼中的“秀”?
何时开始,“流浪”成为少数人标榜的“文艺生活”,出走的动机变得重要? 
 
没车、没房、没户口、没有稳定的工作,我的人生是否一败涂地?
没有安全的退路、没有充足的存款,我是否没有条件选择“出走”?
舒国治与孙中伦,两代流浪者的对话。
敬请莅临!
【嘉宾介绍】 舒国治,一九五二年生于台北。原籍浙江。是六十年代在西洋电影与摇滚乐熏陶下成长的半城半乡少年。七十年代初,原习电影,后注心思于文学,曾以短篇小说《村人遇难记》备受文坛瞩目。一九八三至一九九〇,七年浪迹美国,此后所写,多及旅行,自谓是少年贪玩、叛逆的不加压抑之延伸。而文体自成一格,文白相间,简淡中深富雅韵,论者咸认与他的清简度日有关。常人忽略的清苦生活之美,最受他无尽窥探与咏颂。
著有《理想的下午》《门外汉的京都》《流浪集》《台北小吃札记》《穷中谈吃》等。 孙中伦,生于1994年,美国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学生,主修PPE(游戏娱乐平台注册就送25经济哲学)和德语专业,罗德奖学金最终候选人,入选剑桥大学2017年社会人类学硕士项目。
【正午酒馆】
“正午酒馆”是正午的一个线下聚会场所(位于北京大望路),对正午读者开放,对正午所有的朋友开放。

孙中伦篇三:【改革与发展】孙中伦:大数据背景下的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大数据背景下的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孙中伦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领域的数据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尤其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IT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之后,数据的增长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大数据如浪潮般席卷而来,并深度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人类社会进入大数据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大数据已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加强对大数据在政府治理领域中的应用研究,对于形成“数据治国”理念,掌握用数据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推动政府转变管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加快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机遇
进入21世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和推进大数据的发展。英国2006年启动“数据权”运动,韩国2011年提出打造“首尔开放数据广场”,美国2012年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联合国2012年推出“数据脉动”计划,日本2013年正式公布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新IT国家战略。随着大数据作为国家战略资产意识的增强,大数据思维和应用已经逐渐渗透到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范畴内,对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内容、治理手段等带来深远影响。对于政府治理而言,大数据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
首先,大数据为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型带来机遇。治理理念的转型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前提,大数据所蕴含的数据思维为政府治理理念转型提供突破口。“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理念将成为政府治理理念转型的核心要义。在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的依据不再是个人经验和长官意志,而是实实在在的数据,通过让海量、动态、多样的数据有效集成为有价值的信息资源,推动政府转变治理理念。以往政府部门基于社会局部“现实”的抽象分析方法,以及基于少部分人的需求来逻辑推演、预判大多数人的现实与未来需求的社会治理思路,已无法破解“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种种问题。因此,变革以往社会治理的思路,将对局部“现实”、少部分人的需求研究,转向覆盖更广泛、涉及更多人的大数据分析,从大数据中预测社会需求,预判社会问题、社会安全,从大数据中探索社会治理的多元、多层、多角度特征,在满足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人民群众需求的过程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最终实现以政府为主体的政府管制理念向以协同共治、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型。
第二,大数据为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带来机遇。数据的价值不在于数据的本身,而在于数据的关联关系。大数据通过把数学算法运用于海量数据,从数据中寻找相关关系,通过这种相关性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这是大数据方法论的核心思想。把大数据的方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为政府治理提供了新的模式。一是大数据处理与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更深层次、更广领域促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通过在线交互让民众成为政务流程的节点,让公众参与到政策制定与执行、效果评估和监督之中,促进了政府治理模式从治理主体单一性到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多元协同治理的新模式转变。二是政府部门通过网上办事、区域联动、资源共享的电子政务平台和网格化社会管理体系,获取公众行为的大数据并加以分析,可以更加及时地发现社会矛盾和问题,做出合理的预测,增强风险预警能力,如通过对海量社交媒体数据的分析,可以预测恐怖主义和骚乱活动等突发事件,推动政府治理模式由被动应对向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转变。三是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更新速度快,政府利用大数据技术通过对社会热点、海量社交数据的跟踪分析,能够及时地掌握社会治理相关数据的变动情况和变动趋势,并及时更新社会治理相关数据信息,对已经做出的社会治理决策进行实时的评估、修改和补充,不断调整社会治理的思路和方法,推动政府治理模式从静态治理向动态治理转型。
第三,大数据为推动政府治理决策科学化和治理精准化带来机遇。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数据的价值随着海量积累而产生质变,使政府决策从局部信息走向全局信息,从定性考量走向定量判断,从滞后反馈到及时预警,从部门分割到信息协同,从而降低政府治理偏差概率,不断提高社会治理决策的科学化与社会治理过程的精细化。一是推动政府决策科学化。政府决策不再是个别领导干部“拍脑袋”做出的,政府借助大数据手段,利用数据关联分析、数学建模、虚拟仿真乃至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基于广泛、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模块化分析和政策模拟,“用数据说话”,为决策提供更为系统、准确、科学的参考依据,为决策实施提供更为全面、可靠的实时跟踪,推动政府决策由过去的经验型、估计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最终实现政府决策机制再造。二是推动政务管理精准化。面对越来越复杂多变的社会事务,传统的管理思维往往停留在增加编制、增加人员、增加经费等层面,信息化手段运用不足,止步于粗放式管理。政府借助大数据手段进行政务管理,通过数据的“留痕”、关联分析,对诸如市场监管、检验检疫、违法失信、消费维权、司法审判等各类数据进行交叉融合,精准掌握企业、个人等各类主体的真实状况,准确把握、及时发现问题,从而进一步提升政府监督管理的精准性和针对性。三是推动公共服务多样化。过去,政府公共服务往往追求一体化、广覆盖、“一刀切”,容易忽略群众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进入大数据时代,政府借助大数据手段,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逐步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从重“服务覆盖”向重“服务体验”转变、从“被动提供”向“主动提供”转变,使医疗、养老、扶贫、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更加精准化、人性化,使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养老等成为现实。
第四,大数据为推动政府治理提高效率和节约成本带来机遇。社会治理碎片化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承担社会治理职能的政府部门各自为政,协同性不足,同时不同部门的职能之间存在交叉和重叠,“信息孤岛”和“信息打架”现象并存。这种碎片化的社会治理体制使我国的社会治理陷入高成本、低效率的困境。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普遍应用,与社会治理相关的数据和信息成为可供所有社会治理主体使用的公共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社会治理相关数据和信息的完全共享,不断提升这些数据和信息的使用效率,将有助于推动各政府部门在履行社会治理职责时相互协同与合作,进而促进社会治理体制从碎片化向网格化转变。在政府治理的范畴下,大数据可以打通各个政府部门的信息孤岛,打破各部门数据的条块分割,将原本分散存储在不同部门、行业、主体的数据作为整体,加以利用,实现统一管理,进一步拓展部门之间数据和信息共享的范围,降低各部门在数据和信息收集、处理和应用等方面的成本。同时,通过构建统一的大数据信息平台,可以使政府治理所依据的数据资料更加全面,不同部门和机构之间的数据信息调用将更加方便快捷,可以有效地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二、当前大数据在政府治理领域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大数据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现阶段,我国很多政府部门对大数据在政府治理领域中的作用还未给以足够重视,大数据资源管理的思维尚未建立,存在大数据技术人才短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深层次社会问题,如何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将是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领域过程中所面临的新课题。
第一,大数据技术人才短缺。我国作为世界上的数据中心之一,每年所产生的数据流量占到全世界的10%,数据资源虽然丰富,但由于数据获取、挖掘、整合、使用技术人才的缺乏,大数据的价值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因而阻碍了大数据的开发和利用。大数据产业对人才的复合型能力要求很高,不仅要求相关人员既熟悉本单位业务和需求,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同时又了解大数据技术。我国的社会治理主体,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不仅缺乏专业化的数据分析与管理部门,还缺乏能够理解大数据在社会治理领域应用的技术专家。根据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未来中国基础性数据分析人才缺口将达到1400万。在政府治理领域,大数据技术人才短缺成了制约社会治理方式转变和效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大数据应用起步相对较晚,教育和职业培训还不能很好的满足行业发展需求,2015年-2016年是大数据人才最为匮乏的两年,尽管有些高等院校已开设了大数据专业,但这批大数据专业学生还未毕业,在政府机构管理人员中,懂大数据技术的人才较少,不但缺少大数据高端复合型人才,连从事基础性工作的人都不够。因此,适应大数据时代的现实需要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政府部门必须尽快解决社会治理在大数据时代的人才短缺问题,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机制。
第二,大数据技术应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我国互联网流量的“指数式”增长,对通信基础设施不断提出挑战。我国的信息基础设施落后,我们自己都很难想象。根据国际电信的评估,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排名在80位以后。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网速都比北京快,和日本、韩国、欧美的带宽还差很多。当前,我们正在从IT时代走向DT时代,数据是政府有效治理的基础,而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数据或没有准确的数据,根本原因就是缺少与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模式相适应的数据基础设施。由于认识不够、投入不足等原因,宽带网络、物联网与“三网融合”等信息网络设施和云计算中心、信息安全服务平台及政府数据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方面难以满足大数据时代发展的需求,数据陈旧和匮乏己经制约了政府治理体系转变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此外,现有的物联网、云计算、数据整合、Web3.0、关联数据、信息发布等新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虽然能为政府智慧治理提供技术支撑,但我们尚未掌握强大的数据分析工具,而要以低成本和可扩展的方式处理大数据,就需要对整个IT架构进行重构,开发先进的软件平台和算法。近年来以开源模式发展起来的ha-doop等大数据处理软件平台及其相关产业己经在美国初步形成,而我国数据处理技术基础薄弱,总体上以跟随为主,难以满足大数据大规模应用的需求,这是我们需要应对的又一个挑战。因此,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带宽,这方面我们的潜力很大,空间也很大。
第三,政府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据权威信息显示,中国超过80%的数据掌握在政府手中,这部分数据被分割存储于各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对数据资源的分割和垄断,制约了政府的协同管理水平、社会服务效率和应急响应能力。电子政务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建成了纵横向业务系统,但建设时期、建设主体、业务领域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业务数据标准格式不统一,系统、数据异构导致不同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无法兼容,给数据共享互通造成障碍,同时也为今后的数据整合制造了新的难题,这既是大数据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也是我国当前政府部门信息化系统之间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各级政府部门由于着眼于部门利益和缺乏信息共享的政策法规,不仅部门之间数据相互割据,难以共享,甚至同一部门内部的数据也相互孤立,形成数据孤岛。有学者形象地把这种政府内部各部门信息之间壁垒森严的现象称之为“数据烟囱”,意为一个部门一个“烟囱”,“烟囱”与“烟囱”之间互不连通,而且在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的情况下,信息化越发展就越容易固化这种部门分割的“纵墙横路”。政府部门条形化、层级化衍生出的数据保护主义,在数据时代有增无减,很可能由“信息孤岛”走向“数据孤岛”。信息孤岛的长期存在,让诸如征信体系建设、不动产登记等改革举措受困其中,同时也引发了数据库重复建设等浪费现象,亟待高度重视。
第四,数据应用过程中缺乏信息安全保护。大数据的发展与应用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安全威胁与挑战。信息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处于“第三只眼”的监控之下。2013年美国“棱镜门”事件和2014年国内“携程网”数据泄露事件把数据安全问题赤裸裸的摆在我们面前。我国网络核心技术能力与西方国家差距较大,信息技术起步较晚,在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核心技术方面长期依赖西方,没有形成完备的网络信息技术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技术产业优势,通过研发和定制各种网络攻击武器实现网络监控、网络攻击和网络威慑。在核心技术无法自主可控的情况下,我们所建的网必然是“没有防范的网”,是易窥视和易被打击的“玻璃网”,我国个人、企业(社会组织)、政府无不处于被窃听、干扰、监视、欺诈、泄露等多种信息安全威胁之中,网络安全处于极脆弱的状态。对于个人来讲,隐私安全问题同样存在。大数据的汇集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公民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信息泄露的风险。目前,电子邮件、微信、微博、视频发布、电子商务、科学计算、社交网络等已成为人们日常数据交流发布的平台,个人的社会行为很多都被数字化,如个人网上浏览记录、消费记录、通话记录等等,这些数据足以勾画出一个人的主要社会活动图像,并由这些活动图像可以关联分析和挖掘出公民个人身份、账户、位置、轨迹等敏感或隐私信息,使得对大数据的采集和利用很容易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和隐私,恶意利用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这些现实问题的大量存在给大数据的管理、挖掘和使用带来了很多法律问题。我国目前针对大数据相关领域的立法还是空白。面对网络安全以及个人隐私权保护等信息安全威胁,我们尚没有形成足够的安全保障手段和能力。
三、推进大数据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当今时代,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数据发展及创新应用,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大数据已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从当前情况来看,大数据在政府治理中的运用尚在探索中,运用大数据手段推动政府管理理念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从广度和深度上都需要进一步提升。为此,课题组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完善大数据国家发展战略。当前,世界范围内,运用大数据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正成为趋势。越来越多国家重视大数据在公共管理(包括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并制定了国家级大数据战略。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先后出台大力发展大数据技术的相关政策,日本和韩国也积极付诸大数据技术的实践。各国的大数据战略表明,“大数据”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概念,它已经切实成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改进公共管理水平乃至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目前,我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居全球第一,拥有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应用市场优势,大数据部分关键技术研发取得突破,涌现出一批互联网创新企业和创新应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大数据部署,深化大数据应用,已成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和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已经启动大数据相关工作,国家发改委与中科院启动了“基础研究大数据服务平台应用示范项目”;广东省在全国率先试水大数据战略推动政府转型;北京正积极探索政府公布大数据供社会开发;上海也启动大数据研发三年行动计划。此外,贵州、陕西、重庆、南京、山东、浙江等省、市纷纷出台相应的大数据发展规划,以促进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因此,我国政府应尽快完善大数据国家战略,着力规划“大数据战略”中长期路线图与实施重点、目标、路径,统筹布局,加快大数据发展核心技术研发,推进大数据开放、共享以及安全方面的相关立法与标准制定,抢占新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战略机遇期,重构国家综合竞争优势。
第二,加强大数据发展战略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加快大数据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规划,既是顺应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的战略选择,也是我国应对新挑战、迎接新机遇的重要举措。一是加快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数据基础设施是大数据技术应用的载体,大数据中心和数据应用平台建设的水平,决定了数据能否被有效收集、分析、挖掘和应用。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与国家信息化建设相融合,以政府为主导、技术型企业为主力、公众参与为纽带,形成覆盖有线与无线互联网、各种社交网络、各种使用终端在内的社会化统一数据平台。中央政府应当重点设计能够满足全国范围内跨域应用的人口、法人、资源等基础数据系统,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当地需要与实际,立足于基础数据系统,不断拓展健全满足服务对象的应用数据系统,从而形成较为完整的大数据系统。二是制定大数据标准体系。中央和省级政府要按照政务项目和流程需要重构内部政务流转机制,加快研究建立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的数据标准体系,推进数据采集、数据开放、数据交易等关键共性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为信息数据的共享提供支持。三是制定和完善大数据应用规则。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制定大数据运行的基本规则,规范公共数据的获取与应用。明确大数据采集和使用所涉及的包括数据隐私、准确性、可获取性、归档和保存等问题在内的应用规则,厘定信息使用权限和职责,确保数据依照规则规范使用。四是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制定并完善数据系统建设的领导和协调机制,配给相应的编制、资金等,打破部门利益藩篱,彻底解决数据系统缺失和数据信息孤立的问题,增强数据供给的动态性和实时性,提高数据系统的综合性。
第三,转变治理理念,树立大数据思维。大数据的本质不在于“大”,而在于其蕴含的大数据思维。大数据思维是社会治理主体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是以开放共享为核心价值观,通过应用挖掘技术和整合技术获取精准信息和数据的思维方式。传统管理理论认为政府是唯一治理主体,而现代治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认为治理主体除政府之外,还有企业、媒体、社会组织等。在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政府作为民众与公权力之间桥梁的作用受到其他治理主体的挑战,以至于政府需要通过保持与民众的互动关系,同时通过合作、协调,与其他治理主体建立互补的伙伴关系,以实现推进民主游戏娱乐平台注册就送25的目的。大数据思维与现代治理理念都指向“开放、互动、合作、交流”的核心价值,两者高度契合的核心价值使得大数据思维嵌入国家治理成为逻辑必然。治理理念的改变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治理主体要运用大数据思维重新审视传统治理理念在多元主体治理条件下的行为缺失,分析信息资源“泛社会化”对社会治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逐步树立信息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意识,以开放的胸怀和包容的心态实现从依靠经验和直觉的治理理念向以信息数据为基础,通过对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信息数据的关联的思考和深度的分析作为治理理念的转变。因此,思维方式决定着行为方式,要实现治理体系转变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必须从思维转变入手,要运用大数据思维重新审视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结构、体制机制和关键流程,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开源软件等现代技术手段,实现治理体系的革新,推动治理能力的进步,从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四,加快政府信息资源互联互通、开放共享。大数据时代公众对政府信息资源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政府部门数据信息只有实现互联互通、开放共享,才能真正体现它的价值。一是消除信息孤岛。各级政府必须打破既有职责划分和部门利益的壁垒,将数据的采集、运行和利用统一到顶层设计所规划的标准上,形成统一规范的数据网络和数据平台,通过政务中心或公共服务中心等提供标准化的数据服务,推进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实现互联互通。二是推动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制定政府数据资源共享管理办法,整合政府部门公共数据资源,提高共享能力,提升政府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明确各部门数据共享的范围边界和使用方式,厘清各部门数据管理及共享的义务和权利,依托政府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台,大力推进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法人单位信息资源库、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库等国家基础数据资源跨部门、跨区域共享。三是构建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建立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数据资源清单,在依法加强安全保障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稳步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制定公共机构数据开放计划,落实数据开放和维护责任,推进公共机构数据资源统一汇聚和集中向社会开放,提升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标准化程度。通过政务数据公开共享,引导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主动采集并开放数据。
第五,加强大数据安全体系建设。信息网络和数字安全与风险是全球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大数据时代,要充分发挥数据在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须确保数据和信息系统的安全。一是加快数据应用立法。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数据应用法律体系,加快研究完善规范电子政务、监管信息跨境流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信息安全以及保护企业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方面的管理制度;尽快完善网络平台、技术标准、安全服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数据保护,对滥用信息、侵犯隐私、网络诈骗、盗取商业秘密、出卖个人数据等行为,要依法依规进行严厉打击,净化信息网络空间。二是加快数据和信息采集、应用制度建设。完善大数据应用规则,划分部门信息使用权限,确保信息在指定部门、指定情况下按照规范流程使用,确保个人信息安全。设立大数据监督部门,依法监督大数据采集、使用,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安全性。三是建立大数据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加强对涉及国家安全重要数据的管理,加强对大数据相关技术、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的风险评估和安全管理。四是加强大数据安全保护宣传教育。通过各种渠道对公众开展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教育,提高公民的风险防范意识、责任自律意识和安全防范技能;对大数据平台单位相关人员加强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教育,牢固树立“谁运营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责任意识。
第六,积极开展政府治理大数据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大数据的价值是在应用过程中实现的,因此推动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必须加速推进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示范应用。一是选择医疗健康、金融保险、食品安全、交通旅游等具有一定大数据基础的政府治理重点领域实施大数据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加强对政府治理其他领域大数据技术运用的带动和促进。从这些年政府信息化及相关行业平台的建设来看,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对于提升政府监管能力、优化公共服务质量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比如,在社会治安管理方面,公安机关可以通过对公安信息的集中存放,包括视频监控、电子警察、治安卡口等应用系统产生的各类业务信息,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与相关政府部门构建“大联动、大联勤”执法管理平台,这样可以有效提升社会管理能力。二是加强与技术型企业合作。技术型企业有大数据技术开发的经验,政府可以利用技术型企业的技术优势,共同开发政府治理领域的大数据运用技术。在大数据项目合作方面,国家局、北京市卫计委、上海市局、贵州省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政府机构,已与百度、1号店、阿里巴巴等企业签订了大数据合作协议。三是通过采购、服务外包、委托等方式加强与社会机构的合作。专业机构、商业公司在大数据采集、分析和运用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政府可以依托专业企业开展政府大数据应用,降低社会管理成本,从而提升大数据系统建设、运行的效果。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在一些领域进行了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用,如公安部交管局与商业地图公司合作,推出路面交通实时数据查询服务,为交通参与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将大数据作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提高社会治理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全方位构建和治理能力的革命性提升,是当前我们需要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可以说,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政府治理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我国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其提供了良好的资源环境。该领域仍有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需要研究,尤其是需要在计算机、分析等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积极吸纳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新闻学等学科进行交叉,从而探索出一种互联网大数据驱动的政府治理问题研究与实践的新模式。□
 
(作者:山东省枣庄市委讲师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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